多的庵寺以外,还可以看到玉皇阁、真武阁、玄武庙,可见当时还没有完全被佛教势力挤走。不过到了清初,再到山上看看,到处都是108将,有时候进庙里面会发现,咦,这里怎么有座玉皇阁,那里有座真武阁?诸如斗母阁、玄天阁这些道教建筑都成了寺庙里面的建筑了。比如玄天阁在碧云寺里,玉皇阁在圣峰寺里,显然这些佛寺占了原来的道观的地盘,还好做人留一线,没有把道观彻底给抹干净了,据说庙祝亦佛亦道,当真是佛道其乐融融。
接着说鸡足道者。
顺治十六年(1659年),鸡足道者北上来到北京,道友会不会问他为什么没去更近的龙虎山呢?还记得吧,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十五年、十六年,王常月先后三次在白云观开坛讲法传戒,会上大谈龙门玄风,大讲持戒的重要性,“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盛况空前,远在云南的鸡足道者听说后,怎么能不心生向往。
不过有些学者说鸡足道者去北京并没有见到王常月,而是拜见了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昆阳,总之这二位之一“契其德”,传授了一些道法,还给他赠名为黄守中。当黄守中提出要受龙门大戒的时候却被拒绝了,原因是时间未到,你不用着急,回去好生修炼,“但住世,越百三十秋,大戒自得”。什么意思呢,回去好了保重身体,假如你能活过130岁,自然会有大戒送上门的。虽然黄守中没有受戒,还是按龙门派字辈得了一个“守”字,显然也被吸纳进了龙门派的队伍中了。龙门派的字辈前面提到过,“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黄守中和伍守阳一样,都是第八代。
不久,黄守中回到了鸡足山,开始研究怎么才能把龙门心法和自己的西竺心宗——实际上属于密宗心法,二者相融合,学术界称为龙门西竺心宗。黄守中还经常招来门人弟子们搞些学术研讨,渐渐地,龙门西竺心宗在江湖上有了些名气,他也成了一位佛道兼修的江湖高手。
以上就是闵一得亲自来拜访黄守中的原因。不过这里也有个小问题,如果闵一得是1790年拜访鸡足山的话,此时黄守中的年龄已经远远不止130岁了,至少也应该是140岁,如果是真的,那么他应该是龙门派硕果仅存的八代元老了。
这次来访,闵一得带来了一样对黄守中来说非常重要东西,就是王常月传下来的三大戒书。黄守中得到本门大戒法书后异常兴奋,赶紧招呼弟子取来了自己压箱底的大梵斗法回赠闵一得,接下来就进入了亲切友好地学术交流阶段。
闵一得在鸡足山上住了整整三个月,期间黄守中抄录了三大戒书,应了当年“大戒自得”的预言,闵一得也掌握了大梵斗法的精髓,这就意味着“西竺心宗”多了一条走出云南的大路。
临别时,黄守中专门为闵一得举行了传法仪式,“泣拜而祝”,并说“西竺至宝,汝已易得,善护正宗”,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啊。
闵一得走后不久,黄守中就羽化了,门下几大弟子,主要有管天仙(管太清)、大脚仙(王太原)、王袖虎三位,再加上闵一得各自开枝散叶,发展了四个分支。
闵一得以外的这三个分支的具体传承有一些史料,不过不多,大概都是传到第四代以后,弟子们差不多都离开了鸡足山。因为时间差不多已经来到了清末民国初年,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而各奔东西以后就没有了音讯。
总体来说,龙门西竺心宗的特点是“道以身体,行以心宣”,是斗法和心法并重的。据说王袖虎曾经访问过金盖山,并说过这样一段话:“然得变化如心者,幻中亦有真我,譬如行军,一准师令,故曰心法。法从外至,道更左矣。”从这段话大体可以看得出来,龙门西竺心宗有着明显的佛道相融的痕迹。
闵一得作为龙门天竺心宗的传人,最大的贡献是把斗法带到了江南,并且融合进了龙门派的理论体系之中。在《金盖心灯》中有他专门给黄守中作了传,据说还编过一部《大梵先天梵音斗法》的书,不过没有传世,很多学者怀疑这部书的存在性,也怀疑并不是闵一得所着。
现在可以做个小结了。闵一得前后有过三位老师:第一位高东篱,大概只教过他一年;第二位沈一炳,是高东篱临终前托付他教导闵一得的,也是闵一得最重要的老师兼师兄;第三位就是这位黄守中,二人虽然只相处了三个月,闵一得从他那里学到了全套的斗法,虽然按辈分来说一个八代,一个十一代怎么也不能称为师徒,不过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吧。余生,就是他内省外摩,总结消化的过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