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之前,我忽然想起,需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来历,免得让秦?你看着糊涂。
我姓秦,叫秦寿生,爸爸是个不安分的农民,妈妈是个下乡知青。
对父亲和母亲为什么结合,为什么会生下我?我为什么会被称为杂种?这些疑问伴随我很长时间,直到我的孩子也被人骂做杂种,我才知道杂种的含义。
我的父亲叫秦开泰,据说他还有字,叫三元,很有古人的风采。
字是我爷爷找人给起的,希望我父亲能够好好读书,连中三元,道途通畅。
我爷爷的想法是好的,代表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想法,很正常。
可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爷爷望子成龙的想法,都化为泡影。
我父亲那时正读高中,属于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被这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吸引住了,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投入到什么程度呢?他和村里的少男少女们一起,组成了“远征军”,准备重走前辈们的长征路,感觉一下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滋味。
我家在北方,离那当年革命前辈们的长征路线有十万八千里。要是走过去,一年也走不到。
那时,狂热的政治气氛渲染到每一个人。大家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觉悟,对别人说的每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都会记在心里。说不定啥时候都能提出来,给你按上“反党、反革命集团”、“四类分子”啥的罪名。那样的话,对不起了,大牌子,大帽子套在脖子上,戴在脑袋上,到处游街,挨揍,滋味可是不好受的。
我爷爷虽然常常揍我父亲,可在那个时代,面对一个红卫兵铿锵有力的声音,也只好闷着脑袋在那里抽旱烟,生闷气,却不敢说出反党,反革命的话来。
那个时候,夫妻、父子之间互相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
我爷爷害怕,我奶奶可不怕这个自己“拉出来”的儿子(奶奶语)。
奶奶拿着扫帚,将我父亲一顿胖揍,也没熄灭父亲心中的革命火焰。
爷爷见奶奶在那里抹眼泪,哼了一声,对忙着给儿子准备衣服的奶奶说:“这些小畜生不知天高地厚,要去就去吧。什么都不用准备,反正路上有接待红卫兵的站点,饿不死他们。不用三天,他们就得灰溜溜地回来。”
我父亲他们没有爷爷估计的那么革命,第二天就乖乖地回来了。不过,也不是没什么收获,父亲他们带回来一些下乡知青。
父亲他们不是被饿回来的,是被累回来的。
那个时候,全国各地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接待站。
红卫兵们走到哪里,都有吃、有喝、有住的,和大爷似的。
我父亲他们背着行李,走了一天,累得半死。
好容易找到一处接待站,几个人如同见到亲人,热泪盈眶地冲了进去。
接待站的条件不错,大白馒头、白米稀饭、大白菜要多少给多少,让几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好一顿狂吃。
大家吃完晚饭,像死猪似的,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懒懒地起来。
只用了一天,我父亲他们的革命热情就消散得一干二净。
几个男女心中都打了退堂鼓,却都不好意思先提出来。
这时,一群下乡知青涌入了接待站。
这其中,就有我的母亲在内。
就因为这次的相遇,才有了我的诞生。
我心中一直怀疑:性格倔强的父亲,为什么会冒着让他父亲嘲笑的风险,放弃了重走长征路的志向呢?是不是因为他对母亲一见钟情呢?
可惜,父亲对这个问题最为忌讳,没有人敢问他,我也不敢。
母亲为了回城,无情地抛弃了父亲,让父亲受到人生中最大的打击。从此,父亲就拿酒当老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没等我成年,就去世了。
母亲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离开的(具体日子我也记不住了)。
我只记得母亲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衣服。那时候的我,除了哭,什么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母亲要离开我了,可能我永远也见不到母亲了。
好像母亲当时许诺,以后要将我带到城里去,才哄好了我,匆忙离开。
对母亲的离开,村里人并没有如何骂母亲薄情的。据说,这是因为父亲“强奸”了母亲,有了我,母亲才无奈和父亲一起过日子的。两人一直没有登记,就在那里凑合着住。
城里的生活对母亲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所以在有回城的希望后,她断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儿子,回到城里生活去了。
母亲走了,我就失去了幸福。村子里的小孩骂我杂种,爸爸骂我贱种,除了爷爷奶奶、一个和我一样是知青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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