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道:“你的意思是......”
白崇禧不确定道:“交浅言深,必有其因。我等与吴安平并无打过多少交道,至多曾派张总参议到西峰做过一次考察,也不算很细致。而吴安平能骤而崛起为西北之王,必定不是简单人物,其一言一行或许都有深意。信中这些建议,若全无交情,搁一般人,则明显不会提出,但吴安平竟不管不顾提了出来,反见其确有与革命军联合之诚意,为推进北伐,我觉得不妨故意做些姿态出来。”
“这妥当吗?”蒋介石狐疑道。
白崇禧笑道:“其实,我们的主要目的只在分共清党,只要能达成这一目标,即算圆满,能否灭绝赤化,反在其次。况且,汪兆铭就在上海,他在党内威望甚高,其态度我们不能不重视。他既然认为武汉诸人,非不可理喻,一意另寻良策,提出三点应急办法,我们便需不偏不倚,为自己先留些余地。如果我们能做些退让的姿态,既可堵吴安平的嘴,又能让汪兆铭无话可说,这岂非两便?”
蒋介石默然不语。其实,这两日清党行动虽一直在紧锣密鼓进行,但他的态度仍不能说很坚决,始终存有顾忌,而其中最关键,便是顾忌汪精卫的态度。
汪精卫被武汉中央从国外迎回,推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很显然是有意针对蒋介石,想限制他的权力。蒋介石虽然气愤,但慑于汪精卫在党内的威望,不得不主动放缓姿态,甚至发表通电,声称自己今后将“专心军旅,戮力北伐”,而“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但他也没料到,汪精卫早不回晚不回,恰在这时意外从国外回到上海。受此影响,他不得不放慢与共产党破裂的脚步,将清党之准备暂行延搁。
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广东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虽因“中山舰事件”被蒋介石借机赶走,但他威望甚高,又被视为左派领袖,只因反感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国民党许多人及共产党便力邀汪精卫回国,并在武汉中央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将汪精卫缺席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没想到他四月一日竟已乘船抵达上海,这自然对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主张构成很大压力。
为逼迫汪精卫让步,蒋介石紧急召集吴稚晖等几位监察委员秘密开会,通过了弹劾共产党案,决定提请各军警机关,将辖区内的共产党员分别看管监视,不准自由活动。随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邵元冲等人,便浩浩荡荡一同前往孙中山故居与汪精卫会晤,一为迎接,一为迫其答应清党。
谈到清党问题时,吴稚晖直言相告:“此次监察委员会提出对共产党弹劾案,必将采取断然处置,所以此番拜会,只是通知汪主席,而非商榷。”汪精卫听罢怫然,半晌不语。黄绍竑、李宗仁等急忙出面转圜,一致请汪精卫提出解决良策。
汪精卫当即提出三点应急办法,即通告陈独秀暂停各地共产党员一切活动;暂不执行武汉中央有碍党国前途的命令;暂时制裁各各省党部、各执行机关内的“捣乱分子”。至于如何解决国共纠纷,汪精卫拟召集大会,面对面申诉商讨来解决。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商议后,认为可以接受,就暂退一步,决定暂照汪精卫的提议办理。
汪精卫要协调国共纠纷,究竟能否达成目标还在两说,蒋介石既希望不经动乱即能解决问题,又感觉此种希望不大,所以并未放松清党准备,一待汪精卫错手,便要立即发动。然而,此时吴安平突然横插一脚,立刻又使他意识到,偏居一隅的西北,原来也有插手南北政局之心,而衡量其实力,偏偏又决不能等闲视之。
白崇禧提醒道:“总司令,莫忘记冯焕章前几日已到武汉,这自然也是出自吴安平的授意。我们需防备,其一旦失意于我,便有可能全力襄助武汉,虽吴安平敌视苏联,但他毕竟对中共抱有善意,想来中共也未必会戮力反对,若解放军东出潼关,将势力与两湖联结一体,大力支持汪兆铭,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蒋介石皱眉道:“你是说,吴安平有可能插手国民政府的内部......内部纷争?”
白崇禧叹口气道:“不是有可能,而是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西北不缺强兵,又不短财力,而且那新民党的纲领,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却又正合西北的变化,其内部堪称铁板一块,我党及共党都很难在彼发展。如果,咳,咳......”
蒋介石嘘口气,道:“无需为难,请直说。”
白崇禧瞅他脸色还算平静,便又道:“如果,国民政府能团结一心,未使没有与西北对抗之力,但如今......”
他是想往下说,但蒋介石已知他要说什么,截住话头道:“团结好讲,但真要去做,又谈何容易?健生,你也看到,我一直在向武汉中央让步,是那些人始终容不下我,现在又抬出汪兆铭来压我。我们这位汪主席,虽谦卑圆滑,能左右逢源,却没的魄力,这样的人能领导革命成功吗?娘希匹!倒是吴安平看得清楚,只要有助于党国,诸事就该当仁不让!”
白崇禧是新桂系首脑,新桂系和蒋介石的黄埔系,也非像对外界宣称的那样,就当真全无罅隙,各自也有不同的诉求。他不好多说,便接着刚才道:“武汉中央比我们只差军事和财力,但如得西北方面鼎力支持,则军事和财力差得反是我们,而且,吴安平的态度一旦明确,影响所及,阎锡山甚至张作霖,也不得不跟随表态,如出现这种局面,我们除了忍气吞声,似乎也别无他法可想了。”
蒋介石起身踱了几步,突然停身道:“如此说来,对吴安平的建议,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一途了?”
白崇禧点头道:“我认为是这样。其实,这样做我们也不吃亏。一来清党仍可照旧进行,只需要控制一下范围,改变一下手段,不使流太多血便能交待过去。这又与汪兆铭的建议有所契合,不容易引发武汉方面和部分官兵的反弹,国共合作良久,老实说,一下子转变太大,也不是谁都能接受。”
“二来吴安平也算公道,提供了诸多补偿。虽然合作发行法币之事,事关重大,非等财经及金融专家分析衡量,才能确定其中利弊,但陇东集团投资上海,开发浦东及长兴岛之事,则明显与我有利,完全可以立时答应下来。两相比较,我宁愿相信吴安平,也不相信那些上海买办和银行家的允诺。”
蒋介石讶道:“健生,吴安平说只要允他投资,保证三年之内,能让我们从上海收到三亿银元,你不觉得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吗?”
白崇禧道:“确实难以置信,但此话真假,也很容易验证,到不一定是吹嘘。吴安平说的这三年三亿,今年便有八千万,我们只要答应合作,照他所说,十日之内便有三千万入账,若要验证真假,只需看这笔钱能否到账便知。这样近在眼前就可查证的事,根本做不得假,吴安平的话应有几分可信。”
这么一想,蒋介石也觉得有道理,便叹口气道:“吴安平瞅准我们财政紧张,故意准备了这样一块天大的画饼,让我们眼馋,不得不硬吞下去。也罢,我南京也不需去了,今晚就再召集大家商讨一下,看如何行事对我们最有利。清党,清党,我们还未动手,这西北的手就从千里之外先伸过来了,真是咄咄怪事。”
他又拿起另两封信,盯着上面的题款出神半天,才转过来对白崇禧道:“健生,这里还有给鹤卿先生和子文的信,也需转交,你派人送去吧。另外,通知大家的事,也一并劳烦你了。我有些疲累,就先歇歇,回头大家到了,再让人叫醒我。”
蒋介石心情不佳,但白崇禧却觉得,他或许并不是烦恼清党之事横生枝节,而是意识到,除汪兆铭外,自己又多了一个叫吴安平的对手,而这个对手,却明显比汪兆铭要可怕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