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进军。赵彦呐主张退守大安,当时沔州知州高稼认为守沔蜀存,弃沔蜀亡,坚决反对退守大安,他对赵彦呐说道:“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能深入,若仓皇召兵,退守内地,敌长驱而前,蜀事去矣。”
赵彦呐说道:“这也是我的想法。”表示愿意与高稼一起守沔州。谁知到了临战时,赵彦呐早就撤兵逃走。高稼只得独自守沔州,蒙古兵骑四边围集过来,高稼英勇就义。后来赵彦呐死了,史嵩之马上收养了他的儿子。史嵩之与郑清之总是相悖,郑清之惩治了贪污、弃城的郑损。嘉熙四年,史嵩之为相即上奏,想恢复郑损的原来官位。
后来因为直舍人院程公许上奏说道:“郑损撤关外五州重屯,移之内郡,则丁西蜀祸,损实为之。使损官可复,不知千亿万之赤子死者可复生乎!”才使赵昀下诏收回成命。前汉川路运判吴申上奏谈川蜀地区的事,赵昀感慨而痛心地说道:“蜀从前也是委寄非人。”吴申说道:“弃边郡不守,郑损也;忌忠勇而不救,赵彦呐也。”
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命将南征,兵分三路,分别自江淮、荆襄、四川发起大规模进攻。宋军抗战形势仍如“常山蛇势”,东西呼应:东恃江淮、中拒江汉、西恃秦巴山地。宋廷以荆襄为抗战重点,配以重兵,除在唐、邓一带屯田备边外,又以孟珙为襄阳都统制,训练精锐之卒,分屯樊城、新野和唐、邓之间。蒙古
军遭到了宋军顽强的抵抗,迟迟打不开局面。
端平三年三月,襄阳北平主将王旻以襄阳降于蒙古。一方重镇,未经战斗,即为蒙古所有,此事在荆襄乃至整个宋廷造成极大的震动。郑清之因此去位,朝廷诏不来崔与之,于是在乔行简同盟的推动下,以乔行简为相。这时的赵昀一心想达成和议,以求苟安。他派史嵩之任淮西制置使去前线督战,史嵩之把督府设在远离战场的鄂州,放弃了战略要地淮西,并力主和议。
此举遭到大臣李宗勉的批评,他说道:“如果一位主将,整天以和字放在心上,势必处处退却,不敢向前,亦将遭来祸患。”史嵩之力主和议,起居舍人袁甫说道:“我与史嵩之是同乡,但却不了解他;然而史嵩之的父亲史弥忠,则与我是老朋友。史嵩之轻易主和,史弥忠每次都会告戒他不要轻易主和。现在朝廷甘心用父子不同心的人,我以为问题不只是史嵩之太轻易主和,还在于朝廷也未免用人太轻易了。”监察御史王遂说道:“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谋身诡秘,欺君误国,留之襄阳一日,则有一日之忧。”
这时,遇到蒙古派将军忒木觫进攻江陵,京湖制置使史嵩之即遣人给孟珙下达增援江陵的命令。再说孟珙到任黄州后,加紧筑城墙挖城壕,招募流民开荒,安顿各军,从而使黄州防务更加稳固。宋廷命他“兼主管管内安抚司公事”,节制黄、蕲、光三州及信阳军的兵马。
蒙古在南宋的川蜀、荆襄发动了全面入侵,连破襄阳、随州、郢州及荆门军、枣阳军、德安府。蒙军中路在主将塔察儿的率领下猛攻蕲州。赵昀急命在黄州的孟珙救援蕲州。塔察儿对孟珙的能力一清二楚,不愿跟他过多纠缠。孟珙刚到,塔察儿而就撤围而去,准备转攻江陵。
江陵是长江中流的一座重镇,襄阳府丢失后,京湖制置司便移治此处。蒙古军如果攻占这里,既可以西攻川蜀,又可以沿江东进,还可以南下湖湘,后果不堪设想。宋廷命令沿江、淮西制置使组织救援,孟珙也即刻出发。
这时蒙军在枝江、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形势逼人。孟珙本人其部下都是荆襄一带的人,闻知蒙古军入侵,都义愤填膺,要求反击。孟珙深知力量悬殊,所以先集中力量封锁江面。接着施展疑兵之计,以少示众,白天不断变换旗帜和军服颜色;晚上就虚张火把,沿江排开数十里,摆出一副大军来援的样子。蒙古军不知虚实,顿时惊慌不已。孟珙便趁机传令出击,大战一场,连破敌二十四座营寨,抢回被俘百姓两万多人,并将蒙军的渡江器具一并焚毁,遏制了蒙古的进攻态势。蒙军无奈,只好撤离。
经过此役,孟珙扭转了长江中游的战局,凭借这个功勋封爵随县男,被擢升为高州刺史、忠州团练使、知江陵府兼京湖安抚副使。不久,他又被授鄂州诸军都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