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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年,沈阳葛月清(1854-1934)来到北京白云观,由19代律师张宗璿授天仙大戒,操守严格。1904年他出任沈阳太清宫监院,开办“粹通学校”,招收一些学道的学生,先后在太清宫传戒700多人。
不过全真一脉也出过败类,光绪年间,白云观有一个汉奸道士高仁侗,也叫高云溪。
相传慈禧的母亲去世后,需要找个寺庙停灵,于是就派心腹太监刘诚印去附近寺庙联系这事。这个刘诚印其实名气还是很大的,大家都知道慈禧身边的李莲英,但实际上那只是慈禧用得比较顺手的太监罢了。刘诚印对于慈禧,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是给慈禧大事小事都出谋划策的身边人。当时慈禧还没有权倾天下,所以寺庙对这件事都不太感冒,这令慈禧很生气,要是换了她当权后的那副德性,估计整个寺庙都变平地了。还好,当刘诚印到白云观时,受到了全体道士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后来慈禧极为宠信白云观的原因,刘诚印也顺势就在白云观皈依了道教,拜了方丈刘宗玄为师,甚至被挂了个名誉方丈的头街。
高仁侗这个道士就是看到了刘诚印的身份,于是刻意与他交往,很快就和刘诚印称兄道弟了,而这位道士的心思也就慢慢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高仁侗甚至成为了一个间谍,当年八国联军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就是在白云观后花园里签订的。
除了结交权贵,玩政治以外,这位道士一生对道教事业没做过一点贡献,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道教内部的思想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道教衰落的必然。
最后是,武当山,虽然明代由于朱棣和张三丰曾经兴盛一时,江湖地位一度还曾超过龙虎山。后来,武当山有叫徐本善(1860-1932),统管整个山上的宫观,相当于总道长吧。那段时间,在他的领导下,武当山强内修、定规矩、清整、严律,还在太和宫开办学堂,把紫霄宫发展成为十方丛林。当然,武当山同样不可能独善。
以上是正统道教的大致情况,民间道教处境则好一些,一直稳定发展着,主要是道教已经成为了百姓生活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了。当年王常月从北向南复兴戒律,龙虎山的道士下山,进一步刺激了道教的世俗化,陆西星、李西月、柳华阳等人在丹道理论上的发展。三教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出现了三一教、太谷学派、槐轩学派,也说明了儒学对道教思想的接受。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大开,西学的流布,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太平天国起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出现赛先生,德先生,科玄论战,五四运动等几次思潮,道教也成为了封建落后迷信的靶子备受批判,其衰落速度更快了。
但是,在历史大变革的潮流下,不乏“睁眼看世界”的学者。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过,“中国根底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这么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说明什么?说明道教不但与政治紧密相关,而且早就深入到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之中,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郑观应(1842-1921),被称为是近代最具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他曾经批注整理过大量丹经道书,对道教的价值、弊端认识得非常深刻。
陈撄宁(1880-1969),出身于左宗棠开办的安徽高等政法学堂,1908年开始四处游历,精研道教的养生方法。1912年到1914年,他在上海白云观通读《道藏》,接着在上海开办了《仙学月报》和《扬善半月刊》,还办了一个仙学院,希望通过仙学救国。
萧天石(1909-1986),1935年从军队改行从文的,在南京开了东海书店。1942年病重,四处求医过程中遇到了南怀瑾,于是从1943年开始跟随南怀瑾四处访道,期间病就渐渐治好了。此后,他致力于道学研究,成为“新道学”的开创人,着有《道德经圣解》《道家养生学概要》《道海玄微》《大学中庸贯义》《禅宗心法》等,晚年开办“自由出版社”,专门做道教经典校本。
现在道教的情况就不多说了,至于未来的道教如何发展,何云何从,找准定位应该是首先要考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