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先秦哲学

    宇宙从何处来：创世神话

    盘古神话是超越民族跨越国界的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古老的盘古神话反映了原始社会先民对大自然的崇拜，也反映了原始先民的思维发展和原始宇宙观。

    神话一直被人们视为“原始的哲学，最简单的思想表达形式，了解世界和解释生与死命运和自然神和崇拜的一系列尝试”。创世神话，它们首先是人们想象的产物，根源源于人们对宇宙起源的追索和想象；其次它们孕育了宗教哲学，具有丰富的宗教哲学意蕴。创世神话体现了我国宗教哲学所特有的天人合一的宇宙生成模式。

    盘古开天辟地

    在天地还没有开辟以前，宇宙就像是一个大鸡蛋一样混沌一团。有个叫盘古的巨人在这个“大鸡蛋”中一直酣睡了约十万八千年。他醒来后，发现周围一团黑暗，于是张开巨大的手掌向黑暗劈去。一声巨响，“大鸡蛋”碎了，千万年的混沌黑暗被搅动了，其中又轻又清的东西慢慢上升并渐渐散开，变成蓝色的天空；而那些厚重混浊的东西慢慢地下的降，变成了脚下的土地。盘古站在这天地之间非常高兴。盘古很怕天地再合拢起来变成以前的样子，他就用手撑着青天，双脚踏着大地，让自己的身体每天长高一丈，天地也随着他的身体每天增高一丈。这样又过了十万八千年，天越来越高，地越来越厚，盘古的身体长得有九万里那么长了。

    盘古凭借着自己的神力终于把天地开辟出来了，可是盘古也累死了。盘古临死前，他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四季飘动的云；声音变成了天空的雷霆；他的左眼变成了太阳，右眼变成了月亮；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夜空的星星；他的身体变成了东西南北四极和雄伟的三山五岳；血液变成了江河；筋脉变成了道路；肌肉变成了农田；牙齿骨骼和骨髓变成了地下矿藏；皮肤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草木；汗水变成了雨露。盘古创造了天地，又把一切都献给了天地，让世界变得丰富多彩，成为了最伟大的神。

    盘古神话的形成

    盘古神话虽未见于先秦古籍，但它和《山海经》所记的烛龙神话却有相似之处，或者就是这一神话的演变，后来又吸收了南方民族盘瓠传说的某些因素，才形成了这样一个开天辟地的神话人物。到明末周游写《开辟衍绎》，盘古手里又给加上了斧头和凿子这两件劳动工具。

    盘古神话中包含的哲学命题

    在人类文明朦胧的神话时期，原始人将宇宙的起源想象成一个巨大的“蛋”。这就是宇宙起源的“母题”，世界各民族的远古传说中都涉及这“蛋卵”的母题。盘古神话中也包含着一个“宇宙卵”的母题。由“宇宙卵”我们可以想到《易经》的太极图，太极图以圆圈代表天象和宇宙，圆圈内画着两条阴阳鱼：白色的鱼象征阳性动态，代表天；黑色的鱼象征阴性静态，代表地。二鱼形状一致，头尾相接，形成妙合而凝的状态。可见，最早的先天太极图就是一个“宇宙卵”，它包融一切，象征着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由此似乎可以推测出，“宇宙卵”的母题发展出了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内容太极阴阳学说。

    盘古神话中盘古死后化身为宇宙万物，这就是“垂死化身”的母题。而这一母题的核心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来自原始人的原始思维。他们自从意识到死亡之日起，就发现大自然也有着与人类相似的生死现象。在他们的眼前，太阳每天晚上死去，早上又复活；月亮在初一死去，在十五又复活；花草树木冬天死去，春天又复活……种种死而复生的现象，使他们相信万物有不死的灵魂。而万物的变化，又导致了他们认为物体能自由变形的联想。在这两种原始信仰的基础上，“垂死化身”的母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古人的神话传说之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垂死化身”母题产生的信仰根源，它渗透于中国宗教哲学发展的各个时期。“垂死化身”的母题，发展成为中国宗教哲学中的另一重要内容“天人合一”论。“天人合一”论对中国宗教哲学的影响非常深远。

    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其他民族的造人者往往是创世者，其方法是由创世神独立创造人。中华民族的创世者是盘古，而造人者却是女娲。

    女娲，又称女娲娘娘，凤姓，生于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一说她的名字为风里希（或为凤里牺）。中华民族人始之初的三皇之一，她是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人类为她和其兄伏羲的后代。女娲有“炼石补天，捏土造人，立极造物，别男女，通婚姻，造笙簧”的功劳。

    女娲抟土造人

    传说一：天地开辟之初，大地上并没有人类，是女娲抟捏黄土造了人。她干得又忙又累，竭尽全力还赶不上供应，于是就拿绳子投入泥浆中，举起绳子一甩，泥浆洒落在地上，就变成了一个个人。后人说，富贵的人是女娲亲手抟黄土造的，而贫贱的人只是女娲用绳沾泥浆，把泥浆洒落在地上变成的。（《风俗通》）

    传说二：女娲与伏羲为兄妹。当宇宙初开时，天地之间只有他们兄妹两人在昆仑山下。他们商议想做夫妻，自己又觉得羞耻。兄妹二人上了昆仑山，发誓说：“天若同意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请您将天上的云都合成一团，要不就把云散开。”说完，天上的云立即合了起来，他们俩就成了夫妻，中华民族都是他们俩的子孙后代。（《独异志》）

    女娲炼石补天

    在洪荒时代，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因故吵架而大打出手，最后祝融打败了共工。水神共工因打输而羞愤地朝西方的不周山撞去，哪知那不周山是撑天的柱子，不周山崩裂了，撑支天地之间的大柱断折了，天倒下了半边，出现了一个大窟窿，地也陷成一道道大裂纹，山林烧起了大火，洪水从地底下喷涌出来，龙蛇猛兽也出来吞食人民。人类面临着空前的大灾难。

    女娲目睹人类遭到如此奇祸，感到无比痛苦，于是决心补天，以终止这场灾难。她选用各种各样的五色石子，架起火将它们熔化成浆，用这种石浆将残缺的天窟窿填好，随后又斩下一只大龟的四脚，当作四根柱子把倒塌的半边天支起来。女娲还擒杀了残害人民的黑龙，刹住了龙蛇的嚣张气焰。最后为了堵住漫流的洪水，女娲还收集了大量芦草，把它们烧成灰，埋塞向四处横流的洪流。

    经过女娲一番辛劳整治，苍天总算补上了，地填平了，水止住了，龙蛇猛兽敛迹了，人民又重新过上了安乐的生活。但是这场特大的灾祸毕竟留下了痕迹。从此天还是有些向西北倾斜，因此太阳月亮和众星辰都很自然地归向西方，又因为地向东南倾斜，所以一切江河都往那里汇流。当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就是女娲的补天神石的彩光。

    女娲神话的哲学思想

    女娲因造人补天两个神话而被称为“人类始祖”，女娲神话显现了古人对于人自身起源的一种猜测与探索。从哲学角度看，女娲神话中包含着中国哲学的柔韧包容的哲学精神。在中国哲学中，“地”一向是作为宽容博大的象征的，女娲以“土”造人以及她所从事的补天载地的工作，都显现了一种博大宽厚的包容精神。中国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不论儒还是道，都始终关怀人的生命存在，关怀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生命境界的提升与超越。而女娲造人女娲作为“高媒”之神主管婚姻生殖，都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另外，“和”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突出的精神传统。女娲之所以去“补天”，她不是要发动残酷的战争，而恰恰是要疗救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这显现出一种协调和谐的“和合精神”。总之，中国哲学传统中宽宏博大的包容精神，最初就是由女娲精神表现出来的。

    颛顼，姓姬，是轩辕黄帝的孙子，昌意的儿子，生于若水（今四川省渡口一带），居住在穷桑，他的母亲女枢因感“瑶光”而生了他。颛顼0岁开始辅佐少昊，0岁登上帝位，初封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东），建都于帝丘（今濮阳县西南）。颛顼在位78年，号高阳氏，列为五帝之一，是一位有文治之功的帝王。

    帝喾是颛顼的族侄，岁帮助颛顼治理天下，0岁登帝位，其在位期间严以律己，也是一位万民诚服的帝王。颛顼帝喾是上古时期“三皇五帝”中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帝王，前承炎黄，后启尧舜，奠定华夏基根，是华夏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

    黄帝时代

    黄帝时代，天和地是通连的，天上的神仙可以随便到人间来，地上的凡人也可以通过天梯到神仙居住的地方去。那时，天地相通的地方很多，可以通天的高山有昆仑山日月山等，其中，昆仑山最为著名。此外，还有许多高大的树木也是通往天庭的天梯。当时人神交往很自由，对天帝统治人间很有好处。但是，天神并非个个都是行善的好人，也分善神和恶神。由于仙凡之间通道很多，有些在天庭呆腻了的恶神，就偷偷跑到人间来做坏事。他们的捣乱，扰乱了人间的社会秩序。再加上由于长期的南征北战，戮杀挞伐，使得人间信奉混杂，巫教盛行。

    绝地天通

    颛顼登上帝位后，有效的治理使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人神秩序仍然混乱，不仅天神跑到人间来干坏事，人间的巫觋也能通过高山大树到天上去游玩。颛顼对这种人神之间界限不清相互掺杂的混乱局面很恼火，在平定了共工氏之乱后，决定彻底整顿天庭和人间的秩序。

    治理整顿第一位的事情是必须断绝天地之间的通道。他首先派朝中五位最大的官员负责把所有能上下天庭的高山平掉，把大树砍倒，没了上下的天梯，凡人是绝对上不了天庭的。不到十年的功夫，除了昆仑山之外，所有的“天梯”绝断了。昆仑山虽然没有绝断，但是黄帝和西王母娘娘在“悬圃”弄了一道防线，有几位力士在那里把守着，人们也很难上去。

    绝断了天梯以后，地上的凡人上天是不可能了。可是，还不能限制天上的神仙到凡间来。为此，颛顼又派了两位力大无穷的天神，一位叫重，一位叫黎。他命重两手托天，奋力上举；令黎两手按地，尽力下压。于是，天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颛顼还命令重和黎分别掌管天上众神事务及地上神和人的事务。此后，天地间神人不经重黎许可，便不能够随便上天下地了！另外，颛顼还找了一个叫噎的大力神，把守着大荒西极“日月山”的天门，监督日月星辰是不是按秩序回山。这样一来，神人不杂了，阴阳也有序了。

    “绝地天通”的哲学意义

    人类早期的宗教职能本来是由巫觋担任，后来开始有天官和地官的划分：天官，即祝宗卜史一类的职官，他们管通天降神；地官，即司徒司马司工一类的职官，他们管土地民人。祝宗卜史一出，则巫道不行，但巫觋和祝宗卜史曾长期较量，最后是祝宗卜史占了上风。巫觋时代是“人神杂糅”“天人合一”的，卜史时代是“人神不杂”“天人分裂”的，而“绝地天通”就反映了从“天人合一”到“天人分裂”这样一种观念的蜕变。在这种观念蜕变的基础上，人类的礼制秩序才得以建立。这就正如《易传》所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所谓“原始宗教”，是指尚无宗教经典，也无宗教组织的一种有神信仰，它属于宗教发展的早期形态。原始宗教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十分重大。首先，原始宗教曾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其宗教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政治活动往往是相与为一的，借助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活动，人们被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在这时候，原始宗教作为民族精神维系的力量，使人们共同结成一个强大的群体，共同抵抗自然和社会的压迫。其次，由于对同一自然物或图腾的崇拜，增强了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认同感，密切了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此外，原始宗教对各民族的文字文学艺术等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很积极的影响。

    我国原始宗教的发展大概经过了如下几个阶段：

    自然崇拜

    自然崇拜是原始时代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是原始社会初期的宗教形式之一。崇拜的对象包括天地日月星山石海湖河水火风雨雷雪云虹等天体万物及自然变迁现象。原始人认为这些自然存在的现象表现出生命意志情感灵性和奇特能力，会对人的生存及命运产生各种影响，因此对之敬拜和求告，希望获其消灾降福和佑护。如，人们因崇拜土地而在播种开始或收获完成之后举行对土地的献祭仪式，还有对海神山神等的崇拜。我国历史记载中的“河伯娶妇”的故事就表现了人们对河水的崇拜。

    自然崇拜中还包含着对动物植物的崇拜。古人神化和崇拜某些植物，如大树古树桃苇菖蒲棘等，认为这些植物有神秘力量。由对植物的崇拜，进而产生对掌管农作物成长的神灵的崇拜，如社神稷神神农氏。在我国数千种动物种类中，有一些常见的与人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动物被古人神化而受到崇拜，如猪马牛羊犬鸡兔等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所需要饲养的动物，而虎豹蛇则是威胁人的生命，使人恐惧的动物。此外还有被人们认为是最具灵性的龙凤麟龟，其中龙凤麟只是传说中的灵物，而龙则被描绘得最为神秘。动物崇拜延伸而成对动物神的崇拜，如认为神秘的龙王，是管雨水的神，龙与天帝有密切关系，可以化身而为人间帝王。

    图腾崇拜

    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有一定的联系，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那时，人们认为自己氏族的祖先是由某一种特定的动物植物或其他自然物转化而来的，同该物之间有一种血缘亲属关系，它对本氏族有保护作用，于是便将该物作为自己氏族的族徽图腾，有目的地加以崇拜。如黄帝氏族崇拜云为图腾，或说以熊罴为图腾；炎帝氏族崇拜火为图腾；共工氏族以水为图腾；大皞氏族以鸟为图腾；夏有薏苡图腾说石图腾说熊图腾说鱼图腾说；商崇拜玄鸟为图腾。

    祖先崇拜

    祖先崇拜是基于早期人类灵魂不灭和图腾崇拜意识产生的一种崇拜形式。这种崇拜把人的心理寄托从对象世界转向人类自己。一方面，人类崇拜自己的先辈，另一方面，人类开始产生崇拜自己的心理。例如，“大禹治水”的神话就是祖先崇拜的体现。

    天帝崇拜与天命论

    随着夏商周等统一的大国的建立，古代宗教也相应出现了有统御群神权力的至高天神，殷人周人称之为“帝”“上帝”“昊天上帝”“天帝”。天帝具有主宰宇宙一切的权威，从日月的运行气象的变化到据世人的善恶而降福或降灾。天帝的意旨是不可违背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逐渐的，人们把一些不可知的事，如命运祸福夭寿成败也一概归之为“天命”，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宗教信仰。

    《尚书》又叫《书经》《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内容包括“典”“谟”“诰”“誓”四大部分，是关于尧舜和夏商周至秦穆公的历史文献汇编，是研究中国远古社会和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神权思想及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尚书。洪范》及其来源

    《洪范》是《尚书》中的一篇。“洪范”即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其作者相传是商朝人箕子。

    传说周武王在公元前年取代商朝成为天子之后，深知想要治理天下，必须借鉴前朝经验，于是他前去拜访商朝的遗贤箕子（商纣王的叔父）。

    据说有一套“治国安民的常道次序”，留给了更早的帝王，所以周武王前来虚心请教。

    箕子是商朝遗贤，他知道商朝兴亡之理，但是他把答案推到更早的夏朝，亦即当大禹治水成功之后，上天就赐给他“洪范九畴”（九类大法），由此可以治国安民。箕子的回答牵涉了古代的一则神话，这使“洪范九畴”有了一个神圣的来源。

    “洪范九畴”的具体内容

    五行：五行指水火木金土。人类的生存要靠五行来支持，所以必须明辨其性质，如“水向下渗透，火向上燃烧，木可以弯曲伸直，金可以随意屈伸，土可以生产百谷”；由这五行还引申到人类的五种味觉：酸咸苦辛甜。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五行在人类的感觉与理解中，能显示特定的性质，由此提供了人类在文化上继续创造发展的条件。

    敬用五事：“五事”指人的五种本能，“容貌”（要恭敬）“言语”（要有条理）“视察”（要清楚）“听受”（要聪敏）“思虑”（要通达）”。换句话说，希望人人由其特殊本能，表现恰到好处的作为，以便融入群体生活，共享幸福。

    农用八政：本意是要切实办好八政。八政是国家施政的八大领域，即：管理粮食，管理财物，管理祭祀，管理住行，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是指调和阴阳，要用五纪。阴阳是指自然界的动力，它的变化显示于天象，作用于人间，所以要由“天官”来观察及记录有关“岁月日星辰历数”这五纪的一切细节。农业社会中，五纪直接影响人民的作息。

    建用皇极：“皇极”即是“大中”（至大谓“皇”，至中谓“极”），意即最高正义或绝对正义的原则。谁来代表天意而维持“皇极”呢？当然是天子了。“建用皇极”意在用政治来实践宗教的目的，使人间成为幸福之地。这是整篇《洪范》的精神所在。

    乂用三德：指的是治民要靠三德。“三德”即刚正不阿以刚制胜以柔制胜，这里说的是人际相处的道理。正直是首要原则，接着就需妥善运用刚与柔，亦即刚柔并济。对顽强者，采取刚的策略，使他知所收敛；对柔顺者，则温和有加，使他增益信心。

    明用稽疑：就是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意思是人的思考必须根据外界各种现象。四季的变化与气象，会影响农作物生产，也将影响人们的心绪与行动，进而干扰到社会与国家。因此，要仔细考察“雨晴暖寒风”。

    向用五福，威用六极：这句话的意思是用五种幸福引导人行善，用六种困苦警戒人为恶。所谓“五福”，是指“寿富康宁攸好德（亲近有德）考终命（长命善终）”。所谓“六极”，是指“凶短折疾忧贫恶（丑陋）弱（懦弱）”。这种说法是想以现世的遭遇来作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验证。这种观念既古老又朴素，与后来儒家与道家的思想大异其趣。

    洪范九畴从自然材质谈到人类属性，从政务规划谈到天象规律，然后推出至高理想皇极，以此作为国家的指导原则，意即人群组成国家是为了体现绝对正义。接着，由三德再到稽疑，由庶征推至五福六极，以作为个人具体的报应参考。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像北极星一样的恒定之点，要将人生指向“大中”之体现。有此目标，人生才不至于失望与落空。

    周公（？约前0），姓姬名旦，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尊为“元圣”，儒学先驱。

    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当国。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成王，篡夺王位。后来，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之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周人公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

    周公旦摄政年后成王已经长大，他决定还政于成王。在还政前，周公作《无逸》，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稼穑之艰难”，不要纵情于声色安逸游玩和田猎。然后“还政成乏，北面就臣位”。周公旦退位后，把主要精力用于制礼作乐，继续完善各种典章法规。年老病终前，他叮嘱说：“一定要把我葬在洛邑，以表示我至死也不能离开成王”。

    以德配天的德治思想

    周公的德治思想很有特色，它包含着三个重要的元素：天王民，三者之间具有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周公把天意与民意直接联系起来，其结果就是王政的好坏是取决于民意对它的评价的。在此基础上，周公认为，天子应率诸侯百官，首先是天子自己，务须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即所谓“怀保赤子”；务须像关心自身疾病那样关心民间疾苦，即所谓“恫矜乃身”；并且要求王诸侯体恤人民，并且要求王诸侯应该“先知稼穑之艰难”。

    周公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说明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了神权思想的控制，是统治阶级理性治国的开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他的“德治”对孔子影响尤大，是后来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

    礼乐带来的秩序社会

    西周初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周朝政权，周公旦还“制礼作乐”，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的典章制度。主要有“畿服”制“爵谥”制“法”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乐”制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和贵贱等级制。殷商时，传长子和传弟是并行的，这样很容易造成混乱，而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以血缘为纽带，规定周天子的王位由长子继承。同时把其他庶子分封为诸侯卿大夫，他们与天子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小宗与大宗的关系。周公旦还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制度，以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与臣民的关系，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礼乐制度，孔子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有秩序的社会。

    阴阳五行学说，是古人认识自然和解释自然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是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阴阳与五行的观念，在我国发祥极为古远，二者几乎在同步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融为一体，其理论体系的起始是以河图洛书为标志。

    阴阳学说

    相传天地形成之前，宇宙是一片浑沌，盘古开天辟地，将浑沌一分为二，天为阳，地为阴，由此有了阴阳这一概念。后来古人根据生产生活实践和对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事实，逐步把太阳男性力量光亮热等带有向上的运动的积极的肯定的善意的热情的属性归为阳，把月亮女性软弱黑暗冷等带有下沉的静止的消极的否定的恶意的冷淡的属性归为阴，并由此总结出一套阴阳相互作用的学说，以解析说明世上万事万物的产生和发展。

    五行学说

    五行，是指金木火土水这五种物质和它们的运动。五行的概念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认为它是阴阳相互作用的产物。木火和金水分列于土地上下，前两者属阳，后两者属阴，火比木更活跃，属至阳，水比金位置更下，属至阴，土地处中间，属于中性。因水是树木生长所必需，故水又与木相互依存，这样就构成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的五行循环，称为“五行相生”。顺着这种循环，物质就相生，如果违背了它，物质就会相克，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称为“五行相克”。但是，事物的发展变化存在着反常现象，这就有了“相乘”和“相侮”。“相乘”就是过度的相克，其次序与相克是一致的。比如，木气偏亢，太过的木便去乘土，使土气虚弱。“相侮”又叫反克，即本来是自己可以克胜的一方，却反而被它克胜，其次序正好和相克相反。比如，正常的相克关系是木克土，然而木气偏亢，土就会反过来侮木。

    河图与洛书

    传说伏羲对日月星辰季节气候草木兴衰等等，都有一番深入的观察。不过，这些观察并未为他理出所以然来。一天，黄河中忽然跃出了“龙马”，也就是这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强烈的精神震撼之中，深切地感到了自身与所膜拜的自然之间，出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和谐一致。他发现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一直观察万物自然的“意象”心得暗合，就这样，伏羲通过龙马身上的图案，与自己的观察，画出了“八卦”，而龙马身上的图案就叫做“河图”。

    相传在大禹时，洛阳西洛宁县洛河中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照它而治水成功，遂将天下划分为九州。然后又依此定九章大法，治理社会，流传下来收入《尚书》中，名为《洪范》。

    河图上，排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字，其和皆等于，十分奇妙。

    《周易》是我国最早的卜筮专著，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简称为《易》，至西汉初年被列为“经”书之一，世人遂尊称为《易经》。

    《周易》诞生的年代，最早在周昭王之后，或西周中晚期。

    《周易》的由来

    传说一：传说中的伏羲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创造神之一，是华胥氏踩着雷神的足印生出来的儿子。伏羲有许多发明创造，他模仿蜘蛛结网发明了捕鱼的网，又用木头制造了瑟，创作了动听的乐曲。但是他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是“八卦”。

    当时的人们，对于大自然知之甚少，所以每当刮风下雨电闪雷鸣，人们便既困惑又害怕。聪慧的伏羲决定解开这些谜团。于是，他经常跑到山上，仰望天上的日月星辰，俯视周围的地理方位，还研究飞禽走兽身上的奇特花纹。经过长久的思索和研究，他想出了一套独特的体系。用代表阳，代表阴。将三个这样的符号，排列组成八种不同形式，称做八卦。每一卦形都代表一定的事物。三个阳为乾，代表天，三个阴为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兑代表沼泽。

    八卦又互相搭配得到六十四卦，象征了古人所能认识的具体的世间万物。这些表征，并非是孤立不变的，卦相之间会相互转换，如同世间万物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变化。

    《周易》的内容

    现在通行的《周易》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称为“易经”，即“易”的本身，包括六十四卦卦形卦名卦辞爻题及爻辞。卦形指卦的图象，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卦象。卦中六画的排列从下到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位序，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乾坤两卦另有“用九”“用六”之辞。如《泰》卦，它的六爻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六四六五上六。解说卦象的辞句称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解说爻象的辞句称为爻辞。卦辞和爻辞的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二是讲人事的得失，如渐卦九三爻辞说：“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三是判断吉凶的辞句，如坤卦卦辞说：“元亨，利牝马之贞。”

    第二部分称为“易传”，实际上是阐释《周易》经文的专著，即《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共计七种十篇。因其阐发经文的大义，如本经的羽翼，故汉人称之为“十翼”，后世统称为“易传”。

    《周易》哲学

    《周易》虽是占筮书，但其中蕴涵着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朴素的辩证观念。例如，它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面，六十四卦由三十二个对立卦组成，其卦的爻象和爻辞反映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大人”和“小人”吉和凶得和失益和损泰和否既济和未济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现象。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如泰卦卦辞有“小往大来”之说；否卦卦辞有“大往小来”之说。这些都体现了物极则反的道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周易》以其阴阳这样二元一体的关系范畴建立了中国生命哲学的形态。它把天地人一体的宇宙视为一个大生命系统，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它的终极关怀是“观我生”，“观其生”，就是对于人生的高度关注；它引领我们去直观地领悟这个生命系统的“易道”天道地道，尤其人道，指引人们将领悟到的“人道”运用于人事中，以求得人际的和谐天人的和谐。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前7）战国（前7前）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芳斗艳的局面。

    “士”阶层是百家争鸣的主要“战士”

    西周时期，学校都是官府的，各种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即使这样，也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进学校学习。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教育的对象也不再分贵贱等级，从而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有学问的人逐渐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

    同时，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除了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也开始借助“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如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这就为“百家争鸣”的出现准备了人员条件。

    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

    “稷”是齐都临淄一处城门名，“稷下”即齐都临淄城稷门附近，齐国君主在此设立学宫，学宫因处稷下而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预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就为田齐君王们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起着智囊团的作用。此外，稷下学宫还起着炫耀国力标榜尊贤下士，以吸引人才的作用。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

    百家争鸣出现的其他原因

    经济上，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科技上，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学术上，当时的各学术团体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势之外。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

    百家争鸣之百家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代表作品是《论语》《孟子》《荀子》。主要思想是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代表作品是《道德经》《庄子》《列子》。主要思想是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主张道法自然，提倡清静无为，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代表作品是《墨子》。主要思想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

    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李斯商鞅；代表作品是《韩非子》。主要思想是主张以法治国。

    名家：代表人物是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代表作品是《公孙龙子》。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纵横家：创始人是鬼谷子，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中。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代表作品是《吕氏春秋》。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小说家：他们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在百家争鸣中，虽然各派都在阐述自己的主张，但是他们大都有一些中心议题，如对自然界的认识对人本身的认识对治国的观点等，他们围绕这些这些议题相互论争和批判，并彼此吸收合理的成分，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他们的主要议题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天人之辩

    在春秋末期至战国时期，“天人之辩”成为哲学争论的中心问题。天人之辩，即关于“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关系的论争。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但他也强调“畏天命”的必要；墨子重视人的“强力而为”，但又提出“天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老子指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提出人应当顺从自然；子思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说，认为人只要扩充“诚”的德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庄子则主张“无以人灭天”，“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以为一切人为都是对自然的损害；荀子认为“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后来，天人关系一直成为哲学上长期争论的问题之一。

    王霸之辩

    王霸之辩是中国古代两种统治方法和政治理想的争辩。王指王道，即先王之正道。孟子以王道与霸道相对，认为施行仁政，以德服人者为王道。霸指霸道，即凭借武力假行仁义以征服别人的政治统治方法。霸道以武力压服别人，不能使之心悦诚服。孟子提倡王道，反对霸道。韩非则提倡霸王之道。秦汉以后王霸并用。到宋代，王霸之辩更演为社会历史观的争论。朱熹和陈亮进行了数年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是中国哲学史上关于“道义”和“功利”相互关系的争论。孔子最早提出义和利的对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回答梁惠王时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也把义和利看作是矛盾的，强调要贵义而贱利。荀子则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墨子的说法与儒家不同，他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主张义和利是一致的。

    人性的善恶之辩

    人性是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论题，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告子荀子。孟子阐述了一个实验：假设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看见这一情景的人会做出怎样的心理反应呢？他认为，危险时刻，恻隐之心会像本能一般油然而生。可见，每个人都具有同情心。接着，孟子把这个结论推广并提升到人性的四个基本要素：“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所要表达的是，人共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它们是构成人性中“仁义礼智”的源泉。孟子由此认定“人之初，性本善”的结论是可靠的。

    告子将人性比作水渠中的水，让它向什么方向流它就向什么方向流。人性的善端，不是生而就有的，是靠后天的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熏陶而形成的。由此看见，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荀子主张“性恶论”，他认为“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这些险恶的秉性不仅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而且是与人的生活经验无关的共性，这就是荀子所谓人性恶的根据。荀子还认为，为了防止恶的人性继续发展，必须随时用善良的思想进行教化，把人们从恶的方面挽救回来。

    管仲（约前7或前7前），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谥号敬，史称管子。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是周穆王的后代，少年时父亲去世，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后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作为丞相，对内，管仲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的言论见于《国语。齐语》，另有《管子》一书传世。《管子》共卷，8篇，今存7篇，内容极为丰富，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之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水本体论思想

    管仲在《管子》里提出“水是万物之本”，早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是世界本原的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者。管仲的水本体论思想，蕴涵着十分可贵的人本思想和博大的人文襟怀。前者表现为水的“平澹”本性中所蕴涵的平等思想：水唯有“平澹”才能生养万物，平澹是世界构成的法则，是万物生长的内在规定性。人是万物之一种，水的平澹法则与内在本性，对于人者之王的君主同样该如此。后者表现为水的“卑下”本性蕴涵了博大谦卑的人文精神种子：“水”的卑下，使它永恒流动而生生不息。人不同样如此吗？尤其是人者之王的国君，要称霸天下，其自生自强的根本品质，就是卑下，这种卑下的具体表现就是“宝民”“尊民”“贵民”“畜民”“富民”“强民”。

    伦理法治思想

    管仲从治民的立场出发，既强调法制，主张“严刑罚”“信庆赏”，又充分肯定道德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提出礼义廉耻为守国治民之“四维”。他区分了刑政与德教的不同作用，认为刑起着威慑的作用，德起着教化的作用。指出治民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管仲还认为，欲民为善，必须保障人民物质生活的消费资料。他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而肯定了物质生活水平与社会道德风尚之间的联系。管仲很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认为在上者应“称身之过”，“治身之节”。

    管仲的伦理思想基本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后来的法家伦理思想所汲取。他的“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道与人情

    天道与人情，是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管子》在谈到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

    予之为取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给予就是取得”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比如，在管仲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予之为取”，即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老子（约前7约前70），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今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人，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吏（管理藏书的史官）。

    传说老子看到周王朝日渐衰败，于是决定到西域去，途中要经过函谷关。守关的长官尹喜精通历法，善观天文。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关谷中有一团紫气从东方冉冉飘移过来。看到这种气象，尹喜便知有大圣人将从此经过，于是告诉守关兵卒时刻留意，他自己也天天沐浴斋戒，净身等待。有一天，守关兵卒见行人中有一青牛车，牛大车小，车板薄却载人重。车上坐着一位白发老翁，红颜大耳，双眉垂鬓，胡须拂膝，身着素袍，道骨仙貌。守关兵卒忙下关禀报。尹喜前去迎接并跪拜恳求老子到关中小住，指点修行之道。老子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就在函谷关住下，开始为尹喜著书，这便是《道德经》。

    《道德经》，又称《道德真经》《老子》《五千言》《老子五千文》，它完整地体现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思想体系的核心理念道

    “道”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和中心范畴。关于“道”本身，《道德经》认为“道”是“唯一”，是“合理”，是“真实”，是“万物”，是“永恒”，是一切事物的源泉，是“万物之母”。“道”的含义很广泛，但其基本特征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老子的“道”中包含着一种对于宇宙社会人生独到的感悟和深刻的体察，这也正是《道德经》哲学思想的核心所在。

    无为的思想境界

    《道德经》最著名的观点就是“无为”。“无为”的核心价值就是顺其自然，不能擅加一些不合理的人为的因素而破坏了事物原有的状态。老子强调“无为”“道法自然”，要求人们在守道行道遵循规律中处理人与人人与事的关系上，既要维护万物的自然状态，使之保持不变，又要遵循自然的法则。

    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老子观察到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如有与无刚与柔强与弱祸与福兴与废等，它们都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表明了对立面双方的统一性。而“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等论点则说明老子认识到对立面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小国寡民”的社会历史观

    老子主张“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他向往结绳记事的原始社会，认为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表现出一种复古倒退的消极思想。

    孔子（前前7），名丘，字仲尼，祖籍在今天的河南商丘。孔子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孔子一生培养弟子三千余人，其中身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者有72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因求仕得不到重用，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他先后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对中国古代文献进行了全面整理。

    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经其弟子和再传弟子整理编成《论语》一书，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的经典。

    “仁”儒学的核心概念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克己复礼”，一是“爱人”。“克己复礼”是对“礼”的承认。“礼”是指周朝统治者建立的宗法制度，“克己复礼”就是克服主观喜好，承认“礼”的客观存在，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爱人”是对统治阶级内部和外部矛盾的承认。在统治阶级内部，“爱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统治阶级外部，“爱人”就是把阶级压迫控制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程度，不致使阶级矛盾激化。

    矛盾中求得发展的天命观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然而，类似于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他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即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转换。正是这一转变，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

    善思敏行的认识论

    孔子把人分为“生知”“学知”“困学”“不学”四等，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他提倡“多闻”“多见”，认为知识靠“多闻”“多见”来获得。与此同时，孔子提出思考的重要性，主张思考要建立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否则便是空想，这在一定意义上已接触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而且相当重视理性认识。孔子还主张说话要慎重，但做事要敏捷，而且要求言行一致。

    《中庸》，是《小戴礼记》中的一篇，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前402）之手。在古代，《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受用的经典，成为后世读书人求取功名的阶梯。

    中庸，是孔子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中”，即中正中和；“庸”，即常。中庸要求“允执其中”，即站在中立的角度，使矛盾统一体协调地保持下去。表现在政治中，主张仁政德治，各安其分，各得其所，重损益而轻变革；表现在方法论上，强调矛盾的统一调和与联结，反对过头和不及；表现在治理国家上，要执两用中，“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表现在学习上，要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要“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表现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孔子既反对思想过激，也反对狭隘保守，“不得中行而与之，毕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中庸思想的核心

    《论语。先进》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

    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然则师愈与？”

    子曰：“过犹不及。”

    这段对话中的“师”，指颛孙师，即子张。“商”，指卜商，即子夏。二人均为孔子弟子。子贡问孔子，子张和子夏谁更强一些，孔子评价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以为，子张“有些过分”，自然要比“有些赶不上”的子夏强些，孰料孔子的回答则是：“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在这里，孔子衡量弟子孰优孰劣的标准是“中”，即“无过无不及”“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命题体现了“度”的重要性，这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度”也是质和量对立统一的体现。任何事物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都有其最高界限和最低界限。“度”就是界限范围内的幅度，在这个范围内事物质的规定性保持不变；一旦突破这个界限，超出范围，事物质的规定性就会发生变化。

    但是，中庸并不是对事物质的规定性的简单要求，它追求的是事物的最佳状态，是质的最优。即内心之“中”与外在之“节”的准确契合，中庸思想以“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表达这种最佳状态。

    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

    “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尚中”的基本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的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的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的基本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其中，“尚中”观念为传统所固有，为孔子所继承。“时中”“中正”及“中和”的观念是孔子对传统“尚中”观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孔子中庸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中庸思想的旨归

    中庸思想其旨归在于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孔子的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行为准则，更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它能使人适其“度”；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它能使人合于“礼”；作为一种理想目标，它则帮助人们体认并受用宇宙自然的和谐之美。

    孔子一生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学生众多，有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之誉。而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所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

    子张之儒

    子张（前0？），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子张是孔子门下最著名学生之一。子张曾从孔子周游列国，“在陈蔡间困”；他秉性虽孤僻偏激，但为人宽容大度，勤学好问，经常同孔子讨论问题。孔子死后，便成为儒家八派之一。子张之儒在道德伦理方面，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提倡“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理想人格。

    子思之儒

    子思（前8前0），名孔伋，字子思，孔子嫡孙。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学说由曾参传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因而，子思在儒家学派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并由此对宋代理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正因此，北宋徽宗年间，子思被追封为“沂水侯”；元朝文宗至顺元年（0），又被追封为“述圣公”，后人由此而尊他为“述圣”。

    颜氏之儒

    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

    颜回（前前8），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称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为人谦逊好学，以德行著称。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

    孟氏之儒

    “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因孟子受业于子思，所以，也通常将子思和孟子统称为思孟派。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

    漆雕氏之儒

    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

    漆雕开（前0？），原名漆雕启，后来汉代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漆雕开是孔子弟子。“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

    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最不可考。有人猜测“仲良氏之儒”是陈良一派。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还有人推测“仲良氏之儒”是仲梁子一派，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

    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因为荀卿又称孙卿。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乐正氏之儒

    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也不可考。有人推测是孟子弟子乐正克；有人推测是曾子弟子乐正子春。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儒家内部分化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主要是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较大。

    晏婴（前78？前00），春秋后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字仲，谥平，习惯上多称平仲，又称晏子，晏婴。夷维（今山东高密）人。

    晏子生活于春秋末期，正处在孔子所谓的“礼崩乐坏”的大变革大动荡历史时期。父亲晏弱死后，晏子继承卿位，他先后辅佐齐灵公齐庄公齐景公，但直到景公时才获得重用，并升任相国，使齐国进入一段较长时间的稳定发展时期。

    晏子是以善谏而著称的。有一次，齐景公一匹心爱的马病死了，景公大怒，要治马夫之罪。晏子对齐景公说：“这人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死，让我为您教训他一番。”景公同意后，晏子就说：“你有三大罪状：国君命你养马，你却让马病死了，这是死罪一；你养死的是国君最心爱的马，这是死罪二；你让国君因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后必然要怨恨国君，诸侯听说后必然会轻视我们国家。这是死罪三。”齐景公听了长叹一声说：“请您放了他吧，不要因此而损伤了我仁爱的德行。”

    晏子还以在外交活动中机智善辩而著称，广为流传的“晏子使楚”的故事就是其真实写照。

    晏子的事迹和思想较为集中地保存在《晏子春秋》一书中。关于《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所属学派问题，说法纷纭。

    主张礼治

    在晏子生活的时代，齐国屡次发生子弑父臣弑君兄弟相残等有碍社会稳定的不良现象；同时，齐国权臣也各自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对齐国公室构成威胁。面对这些危机，晏子认为解决的办法是恢复传统的礼制。

    崇尚节俭

    晏子提倡节俭是从其礼治思想出发的一种必然要求，那就是反对卿大夫僭越礼制奢靡无度，主张“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以维护齐国公室的根本利益。

    否定鬼神迷信

    有一年齐国出现彗星，齐景公派人祈禳消灾。晏子则认为，这样做是没有好处的，只能是自欺欺人。他说：天上出现彗星，是为了扫除人间的污秽，君主如果德行没有污点，为什么要祈禳呢？如果德行有污点，祈禳又能减轻什么呢？在这里，晏子也是没有直接否定天道，但是他强调祈禳之事对于凶吉起不到改变的作用，其实质也是对天命鬼神观念的否定。

    “和而不同”的辩证法思想

    晏子所肯定的“和”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也就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如同厨师要用水火醋酱盐梅等不同性味的佐料才能烹调出味道鲜美的羹汤。而晏子所谓的“同”，则是一种简单的同一或等同，具有排斥异端的特点，没有矛盾，没有差别，是一种是即是否即否的绝对等同。晏子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肯定具有对立统一性的“和”的意义，而否定没有差别矛盾缺少丰富性的“同”，表明他已经在较为朴素的层面上把握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春秋后期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新高度。

    列子，名寇，生卒年不详，郑国莆田（今河南郑州）人，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

    传说列子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有此描述。

    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他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是道家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抄录了先秦的一些材料，但大部分是魏晋时代的思想。基于此，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编造的一部伪书。该书共分为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歧路亡羊”等，寓道于事。

    自然天道观

    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列子》从物质本体宇宙生成和物种转化的角度阐述了“道”的理论，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天道观。《列子》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质，即“道”，它无形无象，无增无减，不由他物产生，却能产生其他事物，它是世界万物变化的根本。世界上有形的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是由“易”，即气的本体演化而来。

    辩证法思想

    《列子》继承了前代哲学中的辩证思想。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列子》说：“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万事万物的变化表现为有损有盈有成有败有生有死这样一种状况。《力命篇》中说：“自短非所捐，自长非所增。”表明物质和运动可以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宇宙总体则既不损也不增。“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说明任何相对的事物都可以互相转化，并且指明在事物量的积累中，便可以知其质变。这种观点，不同于传统的“物极必反”，它突出了量变中的局部质变，这是十分可贵的。

    “养生”与“体道”

    《列子》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养生”与“体道”的关系，即如何修养身心以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黄帝篇》中说“至道不可以情求”，认为必须依靠理性思维认识事物。“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即要像水一样顺从自然规律，像镜子回声一样如实反映客观世界。这里面包含了唯物反映论的合理成分。《列子》认为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达到对“道”的直觉体验。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一说惠民）人，中国古代军事学家，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春秋末期吴国将军。著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今本十三篇，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该书总结当时及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对战争军队治军将帅作用战略战术原则战法等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许多创见，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书之祖”。《孙子兵法》中饱含朴素的唯物论及辩证法等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的反天命无神论

    《孙子兵法》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要相信鬼神，不问卜，不用固有经验类比往事，不依靠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福，而是要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信息。《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看法是本质不同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武努力探索战争规律，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这一条论断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武认为，敌情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战前必须认真地了解和掌握。在知己方面，孙武提出了“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制胜之道。

    阴阳学说的灵活运用

    孙武说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晴雨等。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阴阳学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

    普遍联系地分析战争

    孙武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战争军事与经济外交等的密不可分在《孙子兵法》中都有论述。

    墨子（约前8前7，一说前7前381），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滕州）。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早年曾学习儒术，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独树一帜，创立墨家学派。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独树一帜的认识论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又被他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亲知，就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别同异明是非”的辩学

    墨子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将逻辑学称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兼爱非攻”是思想的核心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这种“爱人如己”的思想学说必然会导致他的“非攻”思想，他反对一切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非攻”思想既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也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哲学上看，“非攻”都可以称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先驱，给后来的思想家以深刻的启迪。

    慎到（前前），战国时赵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根据《史记》记载，他早年在邯郸从事学术活动，后来到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参加各派的学术辩论，名声由此大震。但是随着齐国和稷下学宫的衰落，他的思想也由此被历史埋没。

    慎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曾经给楚襄王献了一个“连环三计”，解决了楚襄王的燃眉之急。

    据说，楚襄王刚刚即位，齐王的使者便赶到楚国，说：“当初陛下作太子时留在齐国当人质，以献楚国东地00里作为提前返楚的条件。如今，陛下不会食言吧？”

    楚襄王一时怔住了，然后请齐使先去休息，并急忙请来了当初劝他献地脱身的太傅慎到。

    慎到说：“别慌，大王明天召见众大臣，让他们各献妙计。”

    第二天早朝，上柱国子良率先献计：“大王金口玉言，一旦不讲信义，将被天下诸侯讥笑。先给地，显大王守信；再夺回，显大王武力强大！”

    子良退下，昭常上前劝谏：“大王，割东地00里，楚国将失半壁江山。我愿率兵死守！”

    昭常退下，景鲤给襄王分析：“地要给，否则将失信于天下。楚国弱于齐国，臣愿赴秦国凭三寸不烂之舌搬来救兵！”

    景鲤退出后，慎到进来。襄王苦着脸告诉了一切，慎到说：“大王，他们各有见地，您全采用！”襄王瞪了他一眼，“别开玩笑啦！”

    慎到伸出右手三指：“大王发给子良50乘，东面献地00里给齐；在子良起程的第二天，派遣昭常为大司马，令他去镇守东地；在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景鲤率车0乘，去向秦国求助。这叫连环三计。我保证大王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让00里东地完好无损！”

    后来果不其然，齐王不敢再提那00里土地的事情。

    慎到的著作《慎子》原本篇，现仅存7篇和一些逸文。

    听命君主，依法办事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君主要做到公平执法。他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重“势”和“无为而治”

    慎到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势”指的是权势。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出现。

    商鞅（约前0前8），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姬姓，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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