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总是为情所困,终于越陷越深……”
KTV包间里烟雾腾腾,男人们正大声聊着,我只好唱得声嘶力竭:“……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
我唱完,把自己都肉麻着了,不好意思。她一直盯着字幕看,一直到最后一点儿音乐消失,转头看了我一眼,说:“挺好的。”
过了一会儿,谁点了一首的士高舞曲。音乐响起,头顶小球一转,小包间都是五颜六色小斑点,在座的人有点尴尬地坐立不安。
她忽然站起身把外套脱了,我吃惊地看着,这人身上好像发生了小小的爆炸,从原来的身体里迸裂出来,她闭着眼睛,半弯着上身低着头狂热地甩,扑得满脸是头发,就是这一个姿势,跳了半个小时。别人也站起来陪着她跳,但她谁也不看,不理。
深夜,我们回了宾馆,送她到房间,也没开灯,借着街灯的光斜坐着。
她忽然说起踩猫当天的事,李是怎么找的她,怎么说的。她根本不在乎钱,一口就答应了。他们怎么找的地方,怎么开始的。说得又多,又乱,又碎,像喷出来的,我和老范都没有问的间隙。又说起二十二年的婚姻,她弄不明白的感情,她的仇恨……她强调说,是仇恨,还有对未来的绝望。
“我觉得我再也不会有归宿了。”她说,“男人不会爱我这样的女人。”
我和老范沉默地听着。
她忽然说:“你们录音了吗?”
老范立刻把身边的东西都掀开:“怎么会呢?我们肯定尊重你怎么会这么……”
她打断:“不,我是说,如果录了音的话,你们就这样播吧。”
我和老范对看一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我说:“你休息吧。”
第二天早上,七点,院长来敲我们的门,说:“她同意接受采访。”
我们在摄像机面前坐下来,拍她的剪影。
她带着笑容,甚至愉快地和我的同事们都打了招呼。
我们从她在网上写的公开信说起,信里她道歉:“我不需要大家的同情,只求你们的一份理解,有谁能理解一个离异女人内心的抑郁和对生活的烦闷?正是这份压抑和烦闷,使我对生活丧失信心,致使发泄到无辜小动物的身上,成为不光彩的角色……我是多么可悲、
可恨。”
我问她:“后来为什么要在网上写那封公开信呢?”
“让他们能对我有一份理解。”
“你希望大家怎么理解你?”
“内心深处有一些畸形吧。可以用‘畸形’这个词。”
“为什么要用这么严重的词呢?”
“心里有病,的确是心里有病,病态的心理。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如果说我不发泄出去的话,那我会崩溃的。”
她看着我,眼光很信任,有一种终于把它说出来的松弛。
但是问完这些,我必须往下问,这是一期节目,我是记者。
“你为什么要面带微笑?”我指的是她踩猫的时候。
“我笑了么?”她是真不知道。
“你是说你都没觉察到自己脸上带着笑容?”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
“怎么踩是他们给你的指令么?”
她毫无犹豫:“不是。”
“那为什么要选择踩它的眼睛呢?”我问。
“这个细节不要描述了。”
“你为什么不想再谈起这些细节?”
“如果再谈起这件事,好像又勾起我这些仇恨,不要谈这些了。”
“你是说你把它想象成你仇恨的人,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可以这么理解。”
“你踩的时候能听见猫在叫吗?”
“当时头脑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想过,也没有感觉到什么。”
“你没有意识到脚下这是个生命?”
“没有。”
“你后来为这件事情自责过吗?”
“嗯。”
“你曾经有过极端的念头吗?”
“有过,我总感觉我内心受的伤,好像任何人都帮不了我,这些不谈了,我不想谈这些。对不起。”
她哭了。我知道她痛恨在别人面前流泪,对她说:“你去房间休息一会儿吧。”
她起身离开,我们几个在房间里等着,没人说话。过了十几分钟,我去敲她的门,没有反应。我突然想起,她的同事提过她有美尼尔综合征,这种病受到惊吓或是情绪极激动时可能会发生晕眩,我大声叫来服务员打开房门。
她蜷在床上,缩作一团,手指僵硬痉挛,撕扯着枕头。我蹲下来,给她把脖子上的丝巾解开,她皮肤滚热。我试着去触摸她的手,她挣开了我。
我们叫来医生,注射了十毫克的安定,她才平静下来。
我和老范坐在床边看着她。
慢慢地,她睡着了。
回去路上,大家都许久不说话。
小宏说:“你的问题太刺激了,让她窘迫了。”他看了看我,又安慰性地补了一句:“当然,你也不能不问。”
之后谁也不再提这件事,包括老范。夜里,老范睡了,我睁着眼睛,台灯的光拧得很微弱。本子上什么也看不清,我还是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通往人心之路是如此艰难,你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又必须在真相面前放下普通人的情感……在这个职业中,我愿意倾尽所有,但是,作为一个人,我是如此不安。”
放下笔,我给王发了一条短信,希望她了解这个采访对我来说绝不轻松,但是我希望,承受痛苦对我们都是一种清洗。
她没有回。
后来我才知道,老范在机房编这段的时候也很挣扎。王的脸作了遮挡,但镜头里可以看见她脸上带着的那点笑容,侧影的弧度。
老范说一直不敢看那笑容,总是下意识地用机器挡住眼睛。她知道很多人都期待着王在镜头面前低头和忏悔,以便宽恕她。
“她的表情即便不是哭泣,最少也应该是沉痛的。”老范写道,“可是她居然笑着。”
机房的深夜里,老范再次面临“双城的创伤”时的选择:要不要把这些人性复杂的状态剪上去?会不会违背观众的愿望甚至触怒他们?
她说后来想起我告诉她的一件事。
非典的时候,小鹏目击过一件摧折我心的事,当时我转身走了,他没来劝我,去跟大家会合吃饭了。我找了个地方坐了一会儿,也去了。
张洁有记录的习惯,他让小鹏拍一些大家的资料,小鹏就拿个DV问各人无厘头问题,大家闹哄哄。
问到我,他说:“你怕什么?”
我跟边上人说笑,没理他。
他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你怕眼泪流下来。”
大家哄笑:“靠,太作了太作了。”
我嬉皮笑脸把DV接过来,倒转镜头对着他问:“那你最怕什么呀?”
他看着我,说:“我最怕看见眼泪流下来。”
这帮坏蛋笑得更厉害了:“你俩是不是相爱了?”
小鹏也一笑,把机器收了。
老范说她坐在机房的屏幕前,想起这件事,看着王的脸,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最终她剪了上去。
虐猫事件中,有网友发起人肉搜索,公布过这三个相关人的个人信息,有人把这几个人的照片制成通缉令,以五十万买他们人头。我们采访了搜索的发起者,他问起我郭的情况现在怎么样,我简单说了说,他沉默了一会儿。
我说:“你为什么要关心他的处境?”
“他现在的处境吧,多多少少跟我有一些关系,我这边想跟他说一声抱歉。”
“有的人觉得,如果一个人可以直接对动物做出很残忍的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语言来攻击他呢?”
他说:“当初他做出这样的行为以后,就已经是错了,既然他都错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跟着他一起错呢。”
“你说的这个错是指什么?”
“他攻击了动物,而我们攻击他。”
“攻击的背后是什么呢?”
“是在发泄,发泄当时愤怒的感情。”他说。
片子播出后,有人给老范留言说:“踩猫拍猫的人不见你谴责,倒让正义的人道起歉来了,这是什么逻辑?”
有天翻书,看到斯宾诺莎在《伦理学》里说:“嘲笑、轻蔑、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都与恨有关或者含有因恨而起的成分,不能成为善。”
初做记者,我有过一个习惯,问那些被指证的人:“你不对这件事感到抱歉吗?你要不要对着镜头对当事人表达一下?”总觉得这样才能收场。袁总有一次批评我:“媒体不能介入,只能在对方有需求时提供平台。”这个界限细如一线,但决不能迈过。
有次采访一位老人。十六年前他是校长,被人勒索,未答应条件,对方强迫未成年少女诬陷校长嫖娼,并作伪证,校长上访十六年,才得以脱罪。
当年的少女已经是母亲,在我们镜头前面掉泪后悔,向校长道歉。
校长并不接受:“这么多年,你只需要写封信来就可以了,为什么不呢?”
办这个案件的是一个当年二十出头的警察,冷淡地说工作太忙,没空考虑此事。
老校长长叹一声:“原谅他吧,原谅他吧……他跟我三小子一样大,不要处分他,我尝过处分,那个滋味不好受。”
诬陷者现在是一个整天坐在门口太阳地里的老人,六十四岁了,脑血栓,满脸的斑,已经很难走路,也不会讲话了,但能听懂我说什么,拿棍子在地上划。
我拿张照片给他看:“你能帮我回忆一下吗,十六年前在派出所的时候曾经指证过这个人说他嫖娼,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
他拿棍子狠狠敲地:“有。”
“您亲眼见着的吗?”
他点头。
“警察说,那个小姑娘是你找来的。”我说。
他不答,勾起眼睛扎了我一眼。那一眼,能看到他当年的样子。
我看了一眼他身后的房间,他住在一个柜子大小的三合板搭成的棚子里,被子卷成一团,旁边放着一只满是积垢的碗,苍蝇直飞。邻居说他老婆每天来给他送一次饭。
我问他:“你现在这个病有人照顾你吗?”
他摇头。
“孩子呢,不来看你?”
摇头。
他脸上没有悔恨,也没有伤感。
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一个片子里的人,心里有什么,记者只要别拿石头拦着,他自己会流淌出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斯宾诺莎还说过一句:“希望和失望也绝不能是善。因为恐惧是一种痛苦,希望不能脱离恐惧而存在,所以希望和失望都表示知识的缺乏,和心灵的软弱无力。”
这话太硬了,我消化了好久。
他界定“观察”的实质是:“不赞美,不责难,甚至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虐猫那期节目播出后,我收到王的短信。
看到她名字,我沉了一下气,才打开。
她开头写“老妹”,说:“节目我看了,非常感谢你们尊重我的感受,看了节目我有一种轻松感,心里也没有太大的压力,请你放心。”
她要的并不是同情,节目也没给她同情。采访对象对一个记者的要求,不是你去同情和粉饰,她只期望得到公正,公正就是以她的本来面目去呈现她。
有人说,那么她内心的暴力和仇恨怎么办?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有自己的郁积和化解,我不太清楚怎么办,也不敢贸然说。
二〇一〇年,在云南大理旅行,当地朋友约着一起吃饭,当中有一对父子,儿子是一个十五六岁的黑瘦男孩。从小失母辍学,看了很多书,跟大人交谈很敏锐,也很尖刻,往往当众嘲弄,一点情面不留。他坐我边上,说常常折磨小动物,看着它们的眼睛,说垂死的眼睛里才有真实。
“有时候……”他逼近盯着我说,“甚至想杀人。”
他带着挑衅,想看到人们会怎么反应。
我问他,为什么想杀人?他靠回椅背,说讨厌周围虚伪的世界,只能在暴力中感到真实。
我说:“你说的这种真实感要靠量的不断累加才能满足吧。”
他看着我,意思是你往下说。
我说你可以去看一本书叫《罪与罚》,讲一个人认为只要上帝不存在,杀人就是可以的,是意志的体现。这本书就讲了他真的杀了人之后全部的心理过程,最后发现杀人满足不了人,“什么是真实?真实是很丰富的,需要有强大的能力才能看到,光从恶中看到真实是很单一的,人能从洁白里拷打出罪恶,也能从罪恶中拷打出洁白。”
他问我:“什么是洁白?”
我被这问题逼住,无法不答,想了一下,说:“将来有一天你爱上一个人,她也爱上你,从她看你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洁白。”
一桌子人都是旅客,深夜里雨下起来,没有告别就匆匆散了,我挡着头回客栈的路上,背后青石地上有个人踢踢踏踏跑来,是这个孩子,过来抱了我一下,什么也没说,倒退了几步,就头也不回地在微雨打湿的光里返身跑走了。
当年我们拿到的河南斗狗的线索,有一位叫马宏杰的摄影师也在拍,拍了好几年,他跟组织斗狗的老板是朋友。对方不久前还给他打过电话,很熟稔的口气:“哥很不幸啊,又娶个新媳妇。”
很明显他不是站在动物保护者的角度去拍的。
我问他:“你没有那种难受吗?”
他没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说不轻易用谴责的方式,他想“知道为什么”。
《耍猴人的江湖》,他陆续跟拍了八年。跟农民一起扒火车出行,带着馒头和十公斤自来水,众人躲在下雨的敞篷车厢里,头顶塑料布站着。猴子套着绳索,钻进人堆里避雨,都瑟缩着。
有张照片是耍猴人鞭打猴子,鞭子抽得山响,一个路人上前指责猴戏艺人虐待动物,要驱逐他们。下一张是猴子像被打急的样子,捡起一块砖头向耍猴人老杨扔过来,又从地上操起刀子和棒子反击,撵得老杨满场跑,围观者开始喝彩,把石头和水果放在猴子手里。收工之后,老杨说这是他和猴子的共同表演,鞭子响,不会打到猴子身上,否则打坏了靠什么吃饭?这场戏有个名字,叫“放下你的鞭子”。
收的钱有张五十元是假币,老杨心情不好,盛了一碗饭蹲在窝棚边吃,大公猴拿起一块石头扔到锅里,把一锅饭菜都打翻了——因为每天回来吃饭,猴子都是要吃第一碗的,这是祖上传下的规矩,老杨这一天忘了。
最后一张照片,是另一个耍猴人的小儿子搂着小猴子睡在被窝里,小猴子露出一只小脑袋,闭着眼睡着了,一只细小黑毛手掌搁在孩子的脸蛋上。
生活就是生活。他没有只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在赤贫的中部乡村,历史上的黄河故道,土壤沙化后的贫瘠之地,猴子和人共同生活了六百多年。人和动物就是这样,心里磨着砂石,相互依存,都吃着劲活着。
刊登这些照片的《读库》主编老六说,他选这些照片的原因是:“预设主题进行创作,是一种可怕的习惯。往往大家认为拍弱者,都要拍成高尚的,或者让人同情心酸的,但是,马宏杰超越了这种‘政治正确’。”
我跟六哥说,做节目常犯的毛病是刚爬上一个山头,就插上红旗,宣告到达,“马宏杰是翻过一座,前面又是一山,再翻过,前面还是,等到了山脚下,只见远处青山连绵不绝。”
马宏杰说他会一直把这些人拍下去:“拍到他们死,或者我死。”
我问他的原则是什么。
“真实。”他说。
老杨和猴子,这是马宏杰最近拍的,照片还没有发表过,他说要一直这样拍下去。
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唐山大地震震后街景。(CFP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