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谁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团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
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
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
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二〇一〇年二月五日上午,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将对陈坤志涉黑案进行宣判。警车押运陈坤志驶入法院,被告家属和市民在门口观望。这期节目让我不敢轻易再对任何事情直接发表评论。“保持对不同论述的警惕,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探寻就是要不断相信、不断怀疑、不断幻灭、不断摧毁、不断重建,为的只是避免成为偏见的附庸。或者说,煽动各种偏见的互殴,从而取得平衡,这是我所理解的‘探寻’。”(CFP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