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连快乐得像个孩子,那些词凑在一起,整整用了一个钟头。他走出房间,正碰上他的学生和他们的母亲;她自然而勇敢地接过信,其镇静令于连害怕。
“胶干了吗?”她问。
“这就是那个被悔恨搞得疯疯癫癫的女人吗?”他想。“她此刻有什么打算?”他太骄傲了,不屑于问她;然而,也许她从未像现在这样讨他喜欢。
“这件事搞得不好,”她补充说,神情依旧那么冷静,“我就一无所有了。这点积蓄埋在山上什么地方吧,说不定有朝一日这就是我唯一的指靠了。”
她递给他一个红色山羊皮首饰盒,里面装着金子和几颗钻石。
“现在走吧,”她说。
她亲了亲孩子们,最小的那个亲了两次。于连站着不动。她快步离开他,看也不看—眼。
从打开匿名信那一刻起,德·莱纳先生的日子就变得不堪忍受了。他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还是在一八一六年,他差一点与人决斗,说句公道话,他就是挨一抢也比现在好受些。他翻过来掉过去地察看那封信,心想:“这不是女人的笔迹吗?如果是,那会是哪个女人写的呢?”他把他在维里埃认识的女人—个个过了—遍,始终不能把疑心落在哪一个的头上。“也许是个男人口授了这封信?那是谁呢?”同样不能肯定;他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嫉妒他,也许还恨他。“应该问问我妻子,”这是他的习惯,他一边想着,一边从深陷其中的椅子上站起来。
他刚站直,“伟大的天主啊!他拍着脑袋说,“我首先要提防的就是她呀,她现在是我的敌人了。”他不由得大怒,眼泪都涌上来了。
心肠硬构成了外省全部的人生智慧,由于一种恰如其分的补偿,此刻德·莱纳先生最怕的两个人正是他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
“除了他们,我大概还有十个朋友,”他一个个地数了一遍,依次估计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多少安慰。“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人!”他发狂地喊道,“都会从我这可怕遭遇中得到最大的快乐啊!”幸亏他觉得自己很受人嫉妒,这并非没有道理。他有全城最豪华的房子,最近更因国王在那里过夜而荣耀无比。此外,他在韦尔吉的别墅也修葺得很体面,正面刷成白色,窗户都装上了绿色的护窗板,很漂亮。想到别墅的豪华。他得到片刻的慰藉。的确,这座别墅三、四法里之外就能看见,周围那些乡下宅邸或所谓的别墅都任凭岁月侵蚀,—派灰暗寒酸的样子。
德·莱纳先生可以指望一个朋友的眼泪和同情,此人是本堂区财务管理委员,可这是个动不动就哭的笨蛋。然而此君正是他唯一的依靠。
“什么样的不幸能与我的不幸相比!”他愤怒地喊道,“多么孤立啊:”
“这可能吗!”这个人真可怜,自语道,“这可能吗,在我倒霉的时候竟连一个可以讨个主意的朋友也没有?我的理智混乱了,我感觉到了!啊!法尔考兹!啊!杜克罗斯,”他喊道,不胜酸楚,“这是两个儿时的朋友的名字,他在一八一四年飞黄腾达以后疏远了他们。他们不是贵族,他就想改变自童年起一直存在于他们之间的那种平等的气氛。
两个人中,法尔考兹是个既有才智又有勇气的人,在维里埃做纸张生意,曾经从省城买来印刷机,办了一份报纸。圣会决心让他破产,于是报纸被查封,印刷许可被吊销。在这种哀苦无告的情况下,他十年来第一次试着给德·莱纳先生写了一封信。维里埃市长认为应该像古罗马人那样回答他:“倘蒙国王的大臣屈尊垂询,我将对他说:‘让外省所有印刷厂主破产,无须怜悯,让国家垄断印刷业,如烟草专卖一样。’”这封给一位亲密朋友的信,当时博得维里埃全城的赞赏,德·莱纳先生还记得那里面的字句,想起来真让他胆战心惊。“以我当时的地位,财产和荣誉,谁料想我有一天会后悔写这封信呢?”在这种一会儿对自己一会儿对别人的狂怒中,他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他竟没有想到侦察一下妻子,真是万幸。
“我习惯了路易丝,”他心里说,“我的事她都知道;假使我明天能再结婚,我还找不到能顶替她的人呢。”于是,他想到他的妻子是清白的。不禁得意起来;这种看法使他觉得不必大动肝火,他因此平静多了;“有多少女人遭人诬陷啊!”
“什么!”他突然喊了起来,脚步抽搐地了几步,“我能像无耻之徒、像叫花子那样容忍她和她的情夫取笑我吗?难道应该让维里埃全城对我的懦弱议论纷纷吗?人们对夏米埃(这是当地一个尽人皆知的受骗丈夫)什么话没有说过啊?一提到他的名字,谁的嘴上不带着笑?他是个好律师,可谁说过他的口才?啊!夏米埃!那个夏米埃·德·贝尔纳,人们就是这样用一个蒙受耻辱的人的名字来称呼他。”
“感谢上天”,德·莱纳先生有时又说,“我没有女儿,我要惩罚这位母亲的方式丝毫不会妨害我的儿子们的前程;我可以当场捉住那个小乡下佬和我的妻子,把两个人统统杀死;这样的话,事情的悲惨也许会消除事情的可笑。”这个念头很是称心,他便想到种种的细节。“刑法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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