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待诏很快便都奉敕,自北门入宫。
年轻的天子李昊对几位北门学士很客气,让内侍给他们赐坐奉茶,紫宸殿中也无外人,六人也是时常出入宫中,倒也早已适应。
听完杨思勖代天子说起秦孝忠今日廷议时提议设行省制一事后,六人都马上思考起来。
几人本职都不高,刘祎之和元万顷都是五品职官,但本阶仍是六品,其余四人职事是六品,本职更才七品,高职低阶,越发显出这几位北门学士的处境。
“臣以为,在边远地区改道设行省,最大的变化便是行省地方权力提升,按秦相所提,行省虽为政事堂派出机构,但却与国初的行台不同,是要常设的,所以并不是从中书门下抽调人手到地方短期临时统领军政事务,而是常设长期管理一道,行高官官长驻,并将对原道之四司有统领之权。”
“如西昌、三江等这些边远之地,若是于道之四司上设这么一个行省衙门,有一位主官总领一道事务,确实有助于提升如今地方上的效率,这方面可以从边疆由大都督府改设节度藩镇后的变化看出来的。”
皇帝听出话中之意,“说说缺点。”
“大家,这行省听起来像是中央派出机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更高级的地方机构。”刘祎之直言。
李昊细细品味其中的意思。
中央派出机构、地方高级机构,重点无疑就是中央和地方这两个词了。
“继续!”
“这行省相比之于道,管辖区域没变,但权力大增,原先是四司分管,互不统属,相互监督,而如今却是要一官总领,职权大、地位高。”
从秦汉到隋唐,之前为何一直是朝廷中央、地方郡县,或是中央、州县这么三级制?
汉朝虽然在郡上设了州,但这个州是监察州,不是实际上的一级行政区划。后来在南北朝时,州郡滥设,这个时候的州和郡的关系很混乱,既有平行也是统属。
隋朝统一全国后,当时全国州数量三百多个,郡五百多个,县一千多个,十分混乱,所以最后杨坚是罢撤全国的郡,并把三百多个州裁并为一百九十多个,县裁撤到一千个多点,实行中央、州县这么个体系。
这时的州,跟汉朝的州是不同的,这时的州本质上其实就是郡,只是换了个名而已,仍然是二级行政区划。
杨广继位后曾经废州设郡,但本质上也依然还是二级制度。
之后设立的临时性的行台,也没改变这个基本制度,唐朝也是如此。
直到贞观后,不仅在州上设道,把全国划为十道,然后又析分、增加,变成十几道、二十几道,到如今的三十多道。
之后又正式设立了道级的四司,这才算是正式建立了道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区划。
不过道一级,一直不完全,原因就是道地域广,如果设立长官统领一道之军政财税司法等,那权力就太大了。
比如说关中道、河南道,就算从其中再划出京畿、都畿两道来,那也仍然体量量大,中原腹心的一个州,往往比边疆一个道的人口还多,要是把整个最核心的中原地区,划分成关中、河南、河北、河东、淮南这么几道,那可就是很危险的。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千百年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一直以来,中央都死抓着不肯放权,宁肯直接管辖着三四百个州,也不肯再增加一级常设区划,就是因为权力之争,怕被地方架空。
就比如在贞观以前,地方上的税赋都是要先上缴国库,然后再中央划拔一些到地方,是在贞观新政后,才改成地方税赋可先将三分之一留州,这才让地方政府手里有了钱,可以自己规划发展,而不是处处要等朝廷批准和拔钱。
行政、财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各块,朝廷都是把权力把的死死的,而以唐以前的社会办事效率,权力下放,确实也会架空中央。
李昊听的面色越来越难看。
“武安郡王想架空朝廷中央吗?”
刘祎之赶紧道,“臣看倒也未必,毕竟秦相公提议设行省的并非中原核心区,而是边远落后地区,比如西南、岭南、西北诸地等,那些地方本就偏远落后,距离中枢也远,信息沟通不便,面临的形势也复杂,需要事权更加集中一些。”
范履冰在一边道,“可就怕现在以边远之地先设行省,开了这先例后,以后慢慢的就往中原内地增设了,到时今年把江西纳入,明年把山南纳入,后年要把广东纳入······”
另一位也道,“节度使设立之初也仅十镇,现在已经是十三镇了。”
“但是在内地取消了都督府制度后,边远地区确实不如从前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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