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是人,人心是肉长的而不是铁石,所以饥饿会让我们痛苦,看到儿女活活饿死更会让我们痛不欲生,为了让儿女能够活下去,我们会去杀人放火,我们宁可剥夺别人的生命也要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活下去。这也将是帝国未来施政秉承的理念,我们绝不让百姓承担将会导致他们挨饿,让他们子女倒毙的赋税,帝国政府也会竭力保障基本的福利。”
前世邓名看过一本名叫《美学》的书,该书的作者和陈佐才的思路有想近之处,也认为当人被压迫到濒死处境时,那一切为了生存而采用的行为都是道德的。不过有趣的是,这种强调个人权力的右派哲学,推导出的却是为了避免这种民众自行谋生的动荡,政府必须要重视福利的左派结论,否则不道德的不是民众而是政府;而强调集体主义的左派哲学,当个人利益无论何时都在集体利益之下这种极端思维出现后,国家就有充足的理由漠视福利,并指责每一个不肯在家饿死的人是思想落后,不懂得维护集体和国家利益——从左派哲学推导出了极右的国家政策。
“帝国有意把吕宋纳入版图,不过不是委任流官,而是用一种类似商行契约的模式来和本地的华人交易。”邓名耐心地对在场的代表解释起来。
垦殖团的武装农民和原先的侨民一样,大都也是两广、闽浙衣食堪忧的贫民,在四川培养出的那些垦殖团领袖几十亩土地的号召下,登上海船来这个海外异域开拓。这些年来虽然四川极力鼓励移民,不过也就是几万武装农民而已,远远没法和侨民相比,如果这几十、上百万原本一盘散沙的侨民和武装农民一样阻止起来,那帝国政府在吕宋的统治才有可能稳固,给未来永远将其纳入版图奠定基础。
所有的基层官员都像商会会长一样由侨民推举出来,地方税和国税也都由吕宋的议会来确定,而向帝国缴纳的国税数量决定吕宋地区在帝国议会中的席位。而吕宋总督的任命权暂时还保留在邓名或是后任的丞相手中,这个期限将长达二十年,二十年后吕宋地区的纳税人将会表决,是把总督的任命权继续交给帝国丞相五年或是由他们自行来推举。
“吕宋政府纳税,而帝国政府提供保护——任何生意一厢情愿都做不长久,如果吕宋不纳税,那对帝国政府来说无利可图自然会渐渐舍不得花钱、流血来保护吕宋政府;而吕宋政府如果光纳税而决定不了帝国政府的国策,那我估计迟早也会想着要独立。”
邓名虽然尽心尽力地解释,不过他猜测在场的人有可能一时脑筋仍转不过来,怎么官府不是赤裸裸地收保护费而是公平买卖了?
“如果吕宋政府愿意成为帝国的一个行省,那吕宋政府需要在战时站在帝国一边,不得擅自对外开战或是媾和……此外还有一个王法问题,那就是不得违背帝国的宪法原则,不得制定无限压迫个人的法律,因为帝国认为处于饿毙边缘的人做什么都是无法预期、无法用道德约束的,所以把任何一个人压迫到这种境地,都是对帝国的威胁——伤害我们中的一个人就是伤害我们全体。”邓名已经准备好很多文书资料,等见面会结束后,这些侨民代表就会拿到详尽的合同文本,详尽地解释帝国提出的这份契约中的每一项、每一款。
“因为畏惧路上的恶狼,所以出远门的人要结伴而行;因为孤独的人举步维艰,所以我们需要朋友。同理我们也需要国家和官府,不过为了永远地消除二十年前的惨剧和大乱,帝国决心尝试完全不同于皇明的道路,希望让每一个子民都能因为他纳过的税、他祖先纳过的税而得到回报,不至于在他的父母之邦冻饿而死;每一个海外的侨民只要报上‘我是中国人’,他就会受到异邦人尊重,他的安全就能得到最可靠的保证,知道如果敢于给他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祖国会兴师问罪——这是帝国努力的方向,你们愿意加入吗?”
邓名并不要求侨民代表立刻回答,在会议结束后,邓名又一次问周开荒:“若是南洋的华人都同意加入帝国,你们觉得会有什么后果?”
“意味着更多的女童能活下去?”周开荒嘻嘻哈哈地说道:“提督就喜欢问我这种问题,因为知道我肯定答不出来吧?”
“意味着我们不会再有天下大乱了。”李星汉满脸憧憬地的说道:“如果我是他们,我就会选择加入。”
“不,我可不敢说这样就一定不会天下大乱了。”邓名笑道:“我只是担心以后就不会有大批的两广、闽浙人争先恐后地回国给家乡修桥铺路了,因为以后吕宋的华人会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祖国和故乡了。”